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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新一届省级人大常委会、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全亮相******

　　随着1月19日青海、江苏、甘肃、北京人代会结束，2023年全国31个省份省级两会全部结束，新一届省级政府、省级人大常委会、省级政协领导班子相继产生。

　　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陈刚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黎明、杨逢春、尼玛卓玛(女，藏族)、刘同德、张黄元、吕刚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吴晓军为省长，王卫东、才让太(藏族)、刘涛、杨志文(回族)、刘超、李宏亚、何录春、王海红(女)为副省长；选举汪洋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泽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信长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樊金龙、魏国强、曲福田、陈星莺(女)、周广智、张宝娟(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许昆林为省长，马欣、胡广杰、夏心旻、方伟、李耀光、徐缨(女)、王晖为副省长；选举夏道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胡昌升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马廷礼(回族)、胡焯、李沛兴、俞成辉、戴超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任振鹤(土家族)为省长，程晓波、张锦刚、赵金云(女)、李刚、雷思维、黄瑞雪、陈得信为副省长；选举王赋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中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9日选举李秀领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齐静(女)、张建东、庞丽娟(女)、闫傲霜(女)、侯君舒、于军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殷勇为市长，夏林茂、亓延军、靳伟、于英杰、谈绪祥、高朋、刘宇辉、司马红(女)为副市长；选举陈健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寇昉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景俊海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广滨、范锐平、田锦尘、刘金波、贾晓东、郝国昆(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韩俊为省长，蔡东、刘凯、韩福春、李国强、贺志亮、杨安娣(女)、梁仁哲(朝鲜族)为副省长；选举张忠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徐家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林武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杨东奇、孙立成、王随莲(女)、王良、范华平、王艺华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周乃翔为省长，曾赞荣、范波、宋军继、周立伟、陈平、李伟、邓云锋、王桂英(女)为副省长；选举夏红民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霍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张庆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乌兰(女，蒙古族)、张剑飞、陈飞、胡旭晟、周农、彭国甫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毛伟明为省长，李殿勋、张迎春(女)、李建中、王一鸥、秦国文、蒋涤非、周海兵为副省长；选举王双全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朱玉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8日选举祖木热提·吾布力(女，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宁平、托乎提·亚克夫(维吾尔族)、木合亚提·加尔木哈买提(哈萨克族)、迪力夏提·柯德尔汗(柯尔克孜族)、平新来、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艾尔肯·吐尼亚孜(维吾尔族)为自治区主席，陈伟俊、玉苏甫江·麦麦提(维吾尔族)、陈明国、孙红梅(女，满族)、刘苏社、薛斌、王刚、麦尔丹·木盖提(维吾尔族)、凯赛尔·阿不都克热木(维吾尔族)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田湘利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迪里夏提·沙依木(维吾尔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湖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王蒙徽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艳玲(女)、马国强、刘雪荣、刘晓鸣、胡志强、杨云彦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忠林为省长，董卫民、邵新宇、徐文海、盛阅春、张文彤、吴海涛、陈平(女)为副省长；选举侯淅珉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游劝荣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楼阳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亚、何金平(白族)、李公乐、刘南昌、张建慧、苏晓红(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凯为省长，孙守刚、刘玉江、宋争辉、孙运锋、张敏(女)、郑海洋、杨青玖、刘尚进为副省长；选举曲孝丽(女)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胡道才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沈晓明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军、刘星泰、苻彩香(女，黎族)、孙大海、闫希军、过建春(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冯飞为省长，沈丹阳、倪强、谢京(女)、陈怀宇、蔡朝晖(回族)、顾刚为副省长；选举陈国猛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戴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贵州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徐麟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陶长海、王世杰、郭瑞民、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女，布依族)、李豫贵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李炳军为省长，吴强(侗族)、董家禄、蔡朝林、郭锡文、贾利军、张敬平(女)、罗强(苗族)、杨同光为副省长；选举李元平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茆荣华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郑栅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陶明伦、何树山、王翠凤(女)、杨光荣、刘明波(蒙古族)、韩军、魏晓明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清宪为省长，费高云、张红文、张曙光、钱三雄、任清华(女，土家族)、单向前、孙勇为副省长；选举刘海泉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田云鹏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王炯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金强、屈谦、莫恭明、陈元春、欧顺清、赵世庆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胡衡华为市长，陈鸣波、胡明朗、郑向东、但彦铮、江敦涛、商奎、张安疆、张国智为副市长；选举宋依佳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永利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7日选举刘宁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方春明、张晓钦、黄伟京、卢献匾(壮族)、杨静华(女)、刘有明、周家斌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蓝天立(壮族)为自治区主席，蔡丽新(女)、许永锞、许显辉、苗庆旺、凌志峰、廖品琥、李常官(壮族)、眭国华(女)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房灵敏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黄海龙(壮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陕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赵一德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庄长兴、郭青、方光华、李晓英(女)、樊维斌、杨广亭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赵刚为省长，王晓、徐大彤、叶牛平、戴彬彬、窦敬丽(女)、徐明非、钟洪江为副省长；选举王兴宁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韩德洋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黄楚平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宁生、叶贞琴、张硕辅、肖亚非、刘雅红(女)、谭玲(女)为副主任；选举王伟中为省长，张虎、王曦、张少康、张新、孙志洋、王志忠、冯玲(女)、吕玉印为副省长；选举宋福龙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海波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山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蓝佛安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清宇、贺天才、谢红(女)、王纯、张志川、吴俊清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金湘军为省长，吴伟、刘旸、汤志平、李成林、赵红严(女)、杨勤荣、熊继军为副省长；选举王拥军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冯军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郝鹏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向群、陈绿平、杨关林(锡伯族)、于国安、张淑萍(女)、宫福清(满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李乐成为省长，王健、张立林(土家族)、姜有为、高涛、郑艺、霍步刚、靳国卫、郭彩云(女)为副省长；选举刘奇凡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郑青(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许勤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永康、贾玉梅(女)、聂云凌、李显刚、谷振春、杨廷双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梁惠玲(女)为省长，王一新、余建、李毅、王秋实、王岚(女)、韩圣健、王刚为副省长；选举张巍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党广锁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梁言顺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尚成、董玲、杨培君、杨玉经、沈凡、沈左权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张雨浦为自治区主席，陈春平、买彦州、吴秀章、王立、刘军、冼国义、马宗保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艾俊涛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安长海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洛桑江村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旦科、坚参、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王峻、张延清、许成仓、江白、唐明英、刘柏呈、李文革、孙献忠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严金海为自治区主席，陈永奇、任维、肖友才、甲热·洛桑丹增、罗梅、张洪波、王勇、郎福宽、斯朗尼玛、韦秀长、徐志涛、龚会才、旦巴、次仁平措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王卫东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次登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6日选举孙绍骋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少春、张韶春、段志强(蒙古族)、艾丽华(女，蒙古族)、李秉荣、吴艳刚(达斡尔族)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莉霞(女，蒙古族)为自治区主席，黄志强、奇巴图(蒙古族)、包献华、郑光照、么永波、代钦(蒙古族)、杨进(蒙古族)、白清元为自治区副主席；选举刘爽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杨宗仁(蒙古族)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易炼红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金彪、高兴夫、吴晶(女)、刘忻、赵光君、暨军民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浩为省长，徐文光、王文序(女)、卢山、王成国、张雁云、张家胜、胡伟、李岩益为副省长；选举傅明先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占国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倪岳峰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董仚生、周仲明、张妹芝(女)、高云霄(女)、吴晓华、陈平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正谱为省长，葛海蛟、时清霜、严鹏程、胡启生、金晖(女)、王立彤、董兆伟为副省长；选举刘昌林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黄明耀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天津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喻云林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顺清、赵飞、李虹、张庆恩、马延和、殷向杰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张工为市长，刘桂平、衡晓帆、李文海、朱鹏、杨兵、谢元、范少军、张玲为副市长；选举陈辐宽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李静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周祖翼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联清、庄稼汉、李德金、檀云坤、袁毅、江尔雄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赵龙为省长，郭宁宁、郑建闽、林文斌、李建成、常斌、林瑞良、王金福为副省长；选举迟耀云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金银墙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江西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尹弘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殷美根、胡世忠、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叶建春为省长，任珠峰、孙洪山、袁勤华、夏文勇、陈敏、史可、卢小青为副省长；选举马森述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傅信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王晓晖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雁飞、罗强、祝春秀(女，彝族)、彭琳、宋朝华、王菲、刘坪、何延政、朱家德、何礼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黄强为省长，李云泽、杨兴平、叶寒冰、田庆盈、胡云、郑备(女)、段毅君为副省长；选举廖建宇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王树江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5日选举董云虎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钢淼、周慧琳、宗明(女)、陈靖、张全、徐毅松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龚正为市长，吴清、郭芳(女)、张小宏、刘多(女)、华源、解冬(女)、李政、张亚宏为副市长；选举李仰哲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贾宇为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云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月14日选举王宁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小三、宗国英、王树芬(女，藏族)、李文荣、徐彬、任军号、罗红江(傣族)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王予波为省长，刘非、张治礼、杨斌(彝族)、王浩、郭大进、纳云德(傈僳族)、杨洋(女，彝族)、岳修虎为副省长；选举冯志礼为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应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澎湃新闻 记者 岳怀让)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隐匿意识：苏醒的征兆？

撰文 扬·克拉森（Jan Claassen） 布赖恩·L.埃德洛（Brian L.Edlow） 翻译 臧迪

　　昏迷病人无法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看上去早已失去了意识。但科学家发现他们大脑深处潜藏着隐匿的意识，这很可能是他们能否苏醒甚至康复的关键。

　　1.神秘的昏迷

　　一个医疗小组围在玛丽亚·马祖尔克维奇（Maria Mazurkevich）的病床四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而她却什么都没做。7月里炎热的一天，30岁的马祖尔克维奇被哥伦比亚大学纽约长老会医院收治入院。在入院前数日，她在家中突然丧失了意识。起因是大脑血管破裂，出血区域对她大脑的关键区域造成巨大压迫。彼时，医院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医护小组正在寻找能表明马祖尔克维奇可以听到他们的任何迹象。她当时还需要机械呼吸机辅助呼吸，生命体征平稳，但没表现出任何具备意识的迹象。

　　马祖尔克维奇的父母也在她的病床边问道：“我们能和女儿说话吗？她听到我们说话了吗？”但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在两位作者中，克拉森医生是马祖尔克维奇医疗小组的成员。当他要求马祖尔克维奇睁开眼睛、举起两根手指或者动动脚趾时，她一动不动。她的双眼也不会跟随视觉线索移动。然而，她的亲人仍认定她还“在那里”。

　　马祖尔克维奇确实“在”。医疗小组给她做了脑电图（EEG）——通过在头部放置传感器来监测大脑的电活动，同时要求她“持续开合右手”，然后“停止开合右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但在两种命令下，她的大脑活动模式表现出了差异。大脑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她察觉到了这些指令，并发现这两种指令是不同的。此后大约过了一周，她的身体开始跟上大脑的步伐。伴随着细微的反应，马祖尔克维奇开始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一年，她几乎完全康复了，身体和认知能力都没有出现重大缺陷。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药剂师。

　　2.隐匿的意识

　　马祖尔克维奇的经历展示了“隐匿意识”（covert consciousness）的存在：一种大脑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理解外部世界、身体却没有反应的状态。当医生使用先进的脑成像方法或复杂的脑电活动监测技术，对表现为昏迷或其他无反应状态的病人进行评估时，高达15%~20%的病人能表现出具备隐匿意识的迹象。但多数能探测到隐匿意识的技术和方法，直到近期才得到完善。

　　这些方法正在改变我们对昏迷和其他意识障碍疾病的理解。而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对于早期就发现拥有隐匿意识的病人，最终能完全恢复意识和认知功能的可能性更高。如果是在几十年前，这些发现可能会让绝大多数神经科医生和神经科学家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识别这种隐藏的意识状态，以及研发如何与处在这种状态的病人交流的方法极为重要。

　　昏迷病人的标准定义为无意识、无法被唤醒、没有任何知觉或与外界环境互动的迹象。与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相比，由严重脑损伤导致昏迷的病人可能看起来并没有差别，只是大多数昏迷的病人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依靠呼吸机和人工气道的辅助。

　　一些人认为陷入昏迷很容易恢复，或者反之，认为昏迷后，人就进入了一种“活死人”状态——这两种极端的认知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现象，电影、小说等作品对于昏迷的通俗描述或许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例如，在电影《杀死比尔》中，乌玛·瑟曼饰演的新娘突然从长期昏迷中醒来，在没有任何喂养管辅助进食的情况下，她看起来营养充足、状态良好，在数小时内就完全恢复了体力。然而，现实远比电影情节更具挑战性，昏迷病人漫长的康复之路，总是伴随着各种频发的医疗并发症、身体机能退化等问题。他们恢复的进程在缓慢地小步前进，但也不得不走上许多回头路。严重脑损伤后昏迷的病人通常需要留置胃管以获取营养，接受气管切开术以通过颈部的人工气道呼吸，而后还要经历数周至数月的康复阶段。但身体恢复的过程总是多变且不可预测，即使对于像马祖尔克维奇一样最终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对昏迷病人过于悲观的看法也是不准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所有这类病人都注定无法从昏迷中苏醒，直到最终离世，或者他们即使活下来也会伴有严重残疾。但对于一些病人而言，即便经历了长时间昏迷，他们仍有可能恢复意识、沟通能力甚至生活自理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界对昏迷和意识的看法已经发生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医生注意到，一些昏迷的病人睁开了眼睛，但没有表现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许多此类病人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至离世，这使得一些临床医生认为，一旦以这种方式失去意识，就不可能再恢复。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不同于昏迷，在植物状态下的病人可以睁闭双眼，但他们仍然无法做出自主反应。这些报道推动神经重症监护和康复医学领域发展出了更精细的分类，比如微意识状态。这一状态的特征是具备非言语反应，比如用眼睛追踪物体，或间歇性遵从指令。医生发现，病人的预后与所处的这些状态有关。例如，从植物状态转变为微意识状态的病人进一步康复的可能性更大。

　　在重症监护室，能及早发现并预测意识恢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通常家属需要在病人受伤后的10~14天内决定继续还是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此时外科手术是支持长期辅助呼吸和临床营养的必要治疗方法。此外，对于隐匿意识的诊断还可能会影响照护目标、疼痛管理、临床医生和家属的床旁诊疗操作和护理行为、抑郁和焦虑管理等相关的临床决策。

　　3.理解和诊断

　　那么对于临床医生和病人家属，要如何理解隐匿意识呢？我们可以从闭锁综合征的视角来了解一些概念。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可能保留了正常或接近正常的认知，但无法支配身体执行大多数运动动作。这一病症说明了仅基于运动功能去判断意识、思维能力和情绪表现的局限性。1966年，神经病学家弗雷德·普拉姆和杰罗姆·波斯纳在他们的专著《昏迷和木僵的诊断》（The Diagnosis of Stupor and Coma）中创造了术语“闭锁”。他们将大仲马的经典作品《基督山伯爵》中的诺瓦蒂埃·德·维尔福描述为“一具有着灵动双眸的尸体”。在临床实践中，闭锁综合征的病人通常无法移动他们的四肢，但许多人可以稳定地控制他们的眼球上下移动，从而响应口头指令。一些病人也能眨眼或者做出其他细微的面部运动。

　　以闭锁状态生活的体验，被《ELLE》杂志的编辑让-多米尼克·博比生动地描绘了出来。1995年，让-多米尼克·博比突发中风，中风阻断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和四肢的信号传递，也导致他失去了说话和移动四肢的能力。此后，他开始用眼球的移动来与他的语言治疗师交流，并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潜水钟与蝴蝶》（于1997年出版）。这本书捕捉到了闭锁综合征病人可能会经历的恐惧、挫折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于闭锁综合征状态的病人曾述说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

　　而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完全丧失了外在的运动反应，远甚于闭锁综合征的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也丧失了内心世界。2006年，美国西安大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M.欧文和同事检测了一名有严重创伤性脑损伤的年轻女性，该病人拟诊为植物状态。医疗团队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对她进行了评估，该技术是通过追踪大脑中的血液动力反应来显示脑中的激活区域。在扫描过程中，临床医生要求她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正走过自己的房间。令欧文和同事惊讶的是，这位女士的大脑活跃程度与健康志愿者相当。而对比网球任务与步行任务，她的大脑活动模式也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这表明她可以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大脑活动模式。

　　此后，临床医生在世界各地的病人中发现并确认了隐匿意识的存在，而这些病人有着不同类型的脑损伤。2017年，麻省总医院重症监护室接收了一批严重脑损伤病人，他们看起来对外界毫无知觉，但临床医生却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现了隐匿意识。这表明隐匿意识不仅会发生在病人昏迷数周之后，也可能发生在近期受伤的急性期病人身上。为了诊断隐匿意识状态，临床医生使用不同的行为任务，比如要求病人开合双手，或者想象自己正在游泳，同时他们借助脑电图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记录病人在执行这些任务时的脑响应。尽管使用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世界各地的多个研究小组已经能再现这些脑响应。具有隐匿意识的病人在被要求移动身体部位或想象做某项活动时，可以有意地改变他们的大脑模式。但从表象上看，他们的身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试图完成指示运动的迹象。

　　然而，我们对这种认知功能超过运动表达的状态仍然知之甚少，而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也都有局限性。这些方法可能无法在一些后来恢复意识的病人中检测到有意的大脑活动。同时，这两种技术还可能受到镇静药物的干扰，而镇静药物是保障大多数危重病人安全或舒适的前提。此外，功能性磁共振成像通常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房。这意味着，想要做磁共振扫描，就需要将身体状况不稳定的病人从重症监护病房转移到机房中，这一过程很可能会置他们于危险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磁共振成像的重复测量过程并不容易，因此它只能提供短时间内病人意识水平的快照。脑电图的设备倒是可以经常放在病床旁进行检测，它能在不同的时间内捕捉意识水平的快照——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重症监护室里其他医疗设备产生的电子噪声会影响脑电图读取到的信号，导致测试反映的是伪迹而不是真实脑活动。

　　尽管这两种方法仍然需要改进，但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可以用来诊断隐匿意识，它们也已经在美国（2018年）和欧洲（2020年）的临床指南中得到认可。如我们研究小组在2019年发表的工作所展示的（2022年也再度证实），如果能在病人脑损伤后的早期探测到隐匿意识的存在，就可以预测病人在随后也能出现意识恢复的表现。预测还可以具体到行为的恢复、长期功能的恢复以及恢复的速度。而在此类研究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群科学家于2019年共同发起了“昏迷治愈行动”。这是一个由神经重症监护学会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旨在引导医疗资源和公众关注这一疾病，达成研发促进意识恢复新疗法的目标。

　　神经病学家正尝试开发一种测试手段，用来判断哪些病人可能处于隐匿意识状态，从而为选出的病人做进一步的脑电图和功能性磁共振检测。虽然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开发这种筛查方法，但进展缓慢。这是因为隐匿意识出现的结构和功能性机制尚不明确，临床医生无法明确具体需要寻找些什么。最近的研究表明，脑损伤切断了丘脑——一个在身体和大脑之间传递运动信号和感觉信息的区域——与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这可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然而，导致病人运动功能障碍、同时却具有隐匿意识的，可能并非单一类型的损伤，而是多部位出现的多种损伤的组合。严重脑损伤病人的意识水平会经常波动，也使得检测隐匿意识的临床工作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意识水平的波动意味着单次评估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信号，因此病人可能需要接受多次测试。

　　4.与昏迷者沟通

　　基于最近有关隐匿意识的发现，研究人员正试图借助脑机接口设备与这些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沟通。当医生要求病人在电脑屏幕上移动鼠标光标时，这些设备可以记录病人大脑的电活动。通过“训练”，计算机将“学习”识别病人试图向左、向右、向上或向下移动光标时脑中产生的生理信号。一旦训练完成，脑机接口设备就可以通过识别大脑模式来帮助病人用意念控制光标。这些病人甚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选择字母，实现拼写出单词。

　　显然，脑机接口设备将是隐匿意识病人与外部世界沟通的理想途径。但若想使用这种技术，还需要克服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对那些急性脑损伤病人而言。这些病人的持续注意能力可能已受到损伤，因此长时程的脑机接口训练通常不太可行。此外，重症监护室繁忙嘈杂的环境也不是进行脑机接口训练的理想场地。回到本文开篇描述的案例，尽管马祖尔克维奇具有隐匿意识，而且她最终恢复情况极好，但她在当时也没能激活脑机接口，实现与医疗团队或家人的沟通。

　　事实上，隐匿意识病人与外界的沟通也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实现。几年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家马丁·蒙蒂曾研究过一组无行为反应的病人，他尝试用磁共振成像法判断他们是否具备隐匿意识。蒙蒂想探究的是，通过识别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激活模式，判断病人是不是可以准确地回答出“是”或“否”。这项工作需要实时地分析成像数据，因此需要协调大量不同种类的技术。参考欧文在2006年的研究，蒙蒂也让病人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或者正走过自己的公寓。不同之处在于，蒙蒂并非单纯地寻找大脑活动的信号，他更想知道病人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是否好到可以做出准确的应答。他告诉病人，如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是”，那么就想象自己正在打网球；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就想象正走过自己的家。最终，蒙蒂在研究对象中识别出一位能使用这种方案进行稳定交流的病人——他创建了一种大脑活动模式用于回答“是”，另一种模式用于回答“否”。尽管对于这一方案能否扩展到更广泛的应用还存在疑问，但他的研究表明，与处于隐匿意识状态的病人进行沟通是可能的。

　　若想进一步改善与隐匿意识病人的沟通，需要在床旁使用可靠的工具来识别他们。目前，许多研究团队正在开发更先进的沟通技术，比如脑电图技术，因为它更容易纳入重症监护室的临床常规中。而在使用脑机接口设备时，也可以结合大脑活动信号之外的生物信号，比如心率，这样就可以通过算法解码病人控制计算机的意图，提高识别的准确性。

　　对隐匿意识的诊断和探索，除了能解决救护危重病人这一紧迫的问题外，还具有探索人类心智的潜力。意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这种体验的根本，但在隐匿意识状态下，意识与行为却是分离的。那么隐匿意识病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是什么呢？可以说，对隐匿意识的检测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个体人格和自主性的抽象理解。目前，我们还无法通过脑机接口与隐匿意识病人进行深入交流。而迄今为止，那些恢复了沟通能力的隐匿意识病人在之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隐匿意识的经历。比如，马祖尔克维奇并不能回忆起她在重症监护室昏迷那段时间里的任何事情。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隐匿意识的经历仍然是一个谜。

　　但不管隐匿意识的发生机制如何神秘，医生都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技术和资源，在那些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的病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意识存在，这是对医生的道德约束，它并不神秘。在“昏迷治愈行动”的引导下，增加获取这些技术和资源的机会已是医学界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挑战。有了这些工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所有隐匿意识病人都能为自己发声的未来。

　　（本文译者臧迪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意识缺失状态的神经基础、意识障碍的神经影像诊断与神经调控治疗）

　　（图文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